季玟希 | 韩国“双减”政策失败述评

作 者 简 介

季玟希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缓解教育高压成为多国教育改革之重点。近邻韩国“双减”政策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社会发展诉求、教育内卷严峻、社会负担加重为现实背景，以通过推行“平准化教育”和取缔校外补习机构为主要内容，但终究无力扭转教育高压现状，憾以失败告终。研究认为韩国“双减”政策失败原因为其政治体制框架下多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必然，基于教育视角可总结为三点：其一，受古代科举与现代高考影响，立身扬名与考试竞争价值体系根深蒂固；其二，“双减”改革治标不治本，教育配套政策建设不完善；其三，社会上升渠道不畅通，劳心者与劳力者差距过大，教育分流运营艰难。韩国“双减”政策失败为我国带来启示，立足于学校教育各主体提出我国“双减”的进一步发展策略：其一，学校深化内在质量建设，破“唯分数”“唯升学”育人导向，探索科学观念达成家校协同育人、共同减负；其二，教师探索教学新方法、新模式、新思路，以德智体美劳综合考评为重点，实现学生综合素质发展；其三，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尽职到位，树立正确育子观念，注重分流教育、特色发展，不盲目将孩子送往各类校外培训机构中；其四，学校丰富课后发展，落实配套服务设置，彰显学校办学特色、人性关怀与深谋远虑。

关键词：韩国；双减；教育政策；教育改革；内卷化

从“教育内卷”“虎爸狼妈”“鸡娃”等词风靡网络，再到《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落地出台，教育培训机构仿佛在一夜之间从“天堂”落入“地狱”，可见我国教育模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体制改革的齿轮已在旋转，不禁思考“双减”政策到底会给中国教育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小学生减负”问题自建国初期便备受关注，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减负” 的目的与内容有所不同。在当今基础教育谋求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下，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体现为不科学教育评价、家庭教育焦虑情绪、校外培训机构逐利。在这一背景下，“双减”政策究竟应如何落实成为政府和学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兼顾质量与公平，实现学生快乐健康成长为基础教育改革核心价值导向，已有研究在政策理论支撑、概念认知厘清及改革实践行动方面进行深入讨论，提出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是落实“双减”的根本保障，家校生回归教育初心是实施“双减”的重要使命等核心观点，为“双减”政策落实提供有益借鉴，但已有研究较少从国别比较视角分析他国如何开展基础教育改革这一问题。

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相似的韵脚”，近邻韩国向来以“高压教育”著称，政府部门也曾实行过一系列类似于“双减”的政策，但最后新兴改革无法抵挡巨大的历史惯性，韩国“双减”政策以失败收场，并以教育培训机构兴起、取缔以及再次繁荣为主要表现。已有关于韩国基础教育政策研究集中在政策演变逻辑、实践改革动向、特点要素评析，重点关注高中平准化政策、个性化英才教育、教育分流制度等，提出韩国“教育热”由个人、家庭、社会共同作用形成，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应为韩国教改重点关注却无法被有效管控，可见韩国“双减”长期处于想落实却无法真正落实的境地。论他国之经验，得我国之机遇，通过分析韩国“双减”政策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实施成效以及失败原因，可为我国提供启示。

一、韩国“双减”政策出台背景

韩国“双减”政策出台背景可基于经济发展、社会风气、政府考量三个角度进行分析。经济高速发展对教育质量与高层次人才的要求逐渐提升，进而在原本就注重“立身扬名”的韩国社会中形成教育高压，在此背景下政府意识到教育系统内耗问题，以控制教育培训机构过度发展为主要抓手，探索教育减负政策。

（一）社会发展亟需高水平人才

韩国人口密度大，自然资源匮乏，直至20世纪60年代依然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然而在朴正熙掌权期间，开展新乡村运动、五年计划以及教育建设计划等，全面推进韩国农业、工业、教育版图，使韩国在短短20 年时间内缔造了世界瞩目的“汉江奇迹”，使韩国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1962年至1995年期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GNP）从23亿美元增长至4560亿美元，增长197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87 美元增长至10076美元，增长115倍。伴随经济腾飞，社会表达出对高水平人才的极度渴求：一方面，韩国经济发展离不开高质量教育体系支撑。有学者认为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在于教育带来大量人力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也指出韩国经济发展主要归因于有文化的产业工人。而韩国政府更是清晰认识到教育的经济功能，1962年实施《义务教育设施扩充5年计划》，1968年公布《长期教育综合计划（草案）》，确立“教育立国”的国家战略，坚持“人力开发理论”，强调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韩国向来重视文化教育，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公民的识字率已高达80%，重视知识教育已然成为韩国的社会风尚。与此同时，毕业于高水平院校的人才在社会中的地位、收入都相对更高，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名望，因此韩国社会崇尚高质量教育资源，学生及其家长更热衷于考入名校。

（二）名校意识诱发教育内卷

20 世纪70 年代，韩国实现经济腾飞，而人民也真切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性，渴望拥有高质量教育资源，至此以名校意识为主要表现的教育内卷逐渐形成。韩国的各级各类考试本质上为高考服务，若高考能考入一流名校，则可以获得更具竞争力的学历、薪水更高的职业，成为社会的“中产阶级”或以上，因此可将考入名校视为促进韩国社会阶层流动的一种方式。韩国高考在唯升学的现实情况作用下，教育内卷主要有三点表现：其一，韩国教育培训机构发展火热，学生放学后通常会赶往教育机构“加班加点”补习，甚至出现“壮观”的韩国教育补习街，逾千家教培机构簇拥在一条街上；其二，教育成本大大增加，韩国家庭月均教育支出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在课外辅导或家教等私人教育支出上为全球领先；其三，学生形成极端学习方式，并长期生存于高压竞争环境，甚至广泛流传“四当五落”的俗语，即睡四小时可考入理想学校，睡五小时则会落榜。

（三）社会重担下的政府考量

20世纪70年代，韩国已然形成浓重的教育内卷环境，多利益相关主体不堪重负，而政府逐渐意识到潜在的社会风险。其一，教育公平性受到挑战。韩国向来注重教育机会均等，通过全面推进义务教育、政策上对偏僻地区予以倾斜、利用信息技术增加教育溢价效应等切实保障教育公平。但日渐生长的课外补习悄然威胁着教育公平，若家庭无法负担教育培训机构费用，则会使学生输在起跑线上，进而阻断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渠道，长久以来寒门再难出贵子。其二，学生不堪学业重负，学业压力成为影响韩国学生罹患抑郁症的最大因素，严重影响学生自然快乐成长。其三，以唯分数为主要表现的应试教育对学生与教学秩序呈现负面影响。一方面，教育高压环境驱使学生对课外活动和个人兴趣缺乏关注，教师对学生个性缺乏深度挖掘，因材施教表现不足，使学生发展趋于单一，缺乏个性化成长。另一方面，应试教育干扰正常教学秩序，课程缺乏灵活性，教学偏向注入式，对学生道德文明等方面关注较少。面对教育内卷带来的社会风险，韩国政府决心改变教育现状，于20 世纪70 年代开启类似于我国“双减”的改革之路。

二、韩国“双减”政策主要内容及成效

韩国“双减”政策内容有且不局限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内作业负担与校外培训负担，以整治教育内卷乱象为出发点的政策均囊括其中，可将其视为肃清教育风气的广义概念。综观韩国“双减”政策可发现主要内容涵盖两项：一方面，从制度变革入手，推行义务教育阶段的“平准化教育”政策；另一方面，从校外教育入手，取缔校外补习机构，维护教育公平。但三十余年改革憾以失败告终，“英才教育”思想代替“平准化教育”，校外补习机构又重新走向繁盛，进而将韩国教育推向极致高压。

（一）变革入学制度，推行“平准化教育”政策

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压力很大，竞争也十分激烈，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都以进名校为目标，因此形成严重的教育内卷现象。为解决择校问题，推进教育公平发展，“平准化教育”政策正式出台，并开启了三十余年的探索之路。“平准化教育”指的是以平衡、标准发展为纲的教育，即在教育质量达标的基础上实现最大程度的统一与公平，以推进初高中入学制度改革为抓手，减轻学生学业压力为目标。

第一阶段，“平准化教育”政策有力推进。1968年韩国政府首推新制度，以《韩国宪法》中第31条第4项规定，即“教育的民主性、专门性和政治中立性是由韩国宪法所保障”为依据，采取初中免试政策，取消小学升初中考试，使学生根据居住地划片就近入学。在实施初中“平准化教育”政策过程中，政府支持多建学校，促进各校师资与教学基本设施的均衡发展，尤其关注基础较差学校的建设，力图缩小不同学校之间的教育差距。1973 年，韩国政府着手推行高中入学“平准化教育”政策（High School Equalization Policity），免除高中入学考试，并且创造性地发明了高中通过摇号方式分配学生的新方法。在此过程中，政府取消名校招牌，撤消重点班，组织各校老师流动教学，定期交换在职学校。1974 年政策开始落地实践，率先在首尔和釜山设立试点区，并且逐步推广至其他地区乃至全国，共计41.2% 的高中与58.5% 的学生实施“平准化教育”。在此阶段，韩国政府表现出推进教育公平，缓解高压教育环境的决心，而“平准化教育”政策既表现了对所有学生的一视同仁，也表现了对教育资源的同等关注，并集中体现出破除唯分数、唯名校、唯名师、唯重点班等特点。

第二阶段，“平准化教育”引发社会争论。从客观角度而言，“平准化教育”确实促进了教育均衡化：一方面，采取简洁高效的手段保障教育公平，极大缩小了学校之间教育资源的差异；另一方面，缓解教育高压环境，给“补课热”“复读热”等非正常教育现象施以政策降温。但“平准化教育”也引发了社会新争论，给多主体教育发展带来一系列难以掌控的问题：学生主体教育选择权被剥夺，学生处于被分配教育资源的被动地位，学习积极性下降；学校主体自主办学权被削弱，学校难以实现特色发展，发展模式逐渐趋同；国家教育层面风险增加，“平准化教育”政策本质上是以取缔考试与缓和竞争来实现“低水平的均衡”，长此以往韩国学生学习积极性大不如前，而韩国的教育竞争力也被大大削弱。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平准化教育”实现的是低效预期目标，缓解教育高压带来的是更不能被接受的教育平庸，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竞争和人才竞争大环境，转而关注更注重学校教育质量与学生多元成长的“英才教育”。

第三阶段，“英才教育”推翻“平准化教育”。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韩国政府重新认识到人力资源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确立培育精英人才的教育思路。1999 年韩国颁布《英才教育振兴法》，正式宣告“平准化教育”时代的终结，“英才教育”意味着发掘个人最大潜力，通过因人施教的方式培养精英人才，以期为国家与社会进步作出巨大贡献。具体内容包括：其一，提升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其二，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意识；其三，成立以特色、特性化目的举办的“特目高中”，并将其视为教育公平与“英才教育”的最佳结合点。整体而言，韩国“平准化教育”和“英才教育”理念并非相互对立，而是追求教育公平抑或效率的不同侧面，本质是公平教育与精英教育之间的对垒。韩国“平准化教育”以消弭教育高竞争为出发点，并在客观上收获明显成效，但因没有将教育改革与国家发展利益相结合，终究是扬汤止沸，并没有真正遏制韩国教育内卷。时至今日，“英才教育”是否符合韩国教育发展道路仍是一项重要议题。

（二）改革校外教育，打压并取缔校外补习机构

20世纪70年代，韩国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环境日渐改善，民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愈加强烈。韩国三所顶尖高校被称为SKY，分别是：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毕业生涉及韩国政法、商业、学术、医疗、文艺等各个领域，掌握着韩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命脉。韩国学生在课余时间去补习班补课进而考入名校，是踏上了一条社会阶层晋升之路，补习人数增加引发“剧场效应”，为不甘人后，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在课余时间进入补习班学习，进而使各主体均不堪重负，具体表现为学生学业压力增大、家长经济负担加剧、学校教育规律失衡、考试竞争程度极强等。据韩国统计局披露，1980年韩国小学、初中、高中生总数为980万左右，其中接受各类课外辅导的学生总数高达150余万人。韩国小学生总数的12%，初中生总数的15%，高中生总数的41% 都在接受各式各样的课外辅导，当时韩国课外补习消费额估算为3300亿韩元。韩国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探索规范并取缔校外补习机构的系列政策，并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新一轮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严格打压。

一方面，秉持教育公平原则，教育培训机构遭受灭顶之灾。为防止校外辅导行业过热，进而使教育变成普通家庭比拼财力才能获得的资源，政府方面严格打压并取缔校外培训机构。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规定校内在职教师不允许做家教，更不允许在培训机构任职。1980年，韩国政府颁发《规范教育和消除校外补习过热的措施》，明确指出校外培训机构的存在威胁到教育公平。同年7月，韩国以“维护教育公平”“教育起跑线对等”为口号，国家保卫紧急对策委员会发布“7·30教育改革”政策，其核心内容如下：第一，增加大学考试次数与大学招生数量以降低考试的激烈竞争程度，缓解高考压力；第二，建立教育管理委员会系统，提供相对低价的校内补习或通过教育电视进行远程补习，适当满足学生教育辅导需要；第三，严格禁止所有大学生以及学校教师提供有偿课外补习，若违反规定将受到严格处罚。1981年，新修订的韩国《学院法》第九条明确重申，禁止课外辅导，建立补习机构必须取得教育局的认可，违反者或将受到刑罚。与此同时，韩国政府牵头成立30余个“课外培训稽查队”，专门负责纠察打压全国各地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一时间各类培训机构明面上被取缔。

另一方面，学生及家长意识到，即便小学、初中、高中教育压力降低，但唯分数论调下的高考仍然存在，因此私下里各种形式的校外培训不曾停止，甚至与政府形成斗智斗勇的犄角之势。首先，经济实力强的家庭有多种途径获得校外培训教育资源。韩国政府取缔校外培训机构的初心为不希望教育资源变为财力竞价的“拍卖品”，但在市场需求极大的现实情况下，私下进行的教育培训价格因存在风险反而飙升，补习教师供不应求，补习形式多种多样，例如：富裕家庭聘请教师到别墅授课，即著名的“别墅补习”；以亲戚、保姆、清洁工等名义聘请教师来家中“打扫卫生”；培训场地随时变化，可在郊区的民房，也可在随时移动的车中等。“课外培训稽查队”很难精准对形式多样的补习行为进行监督与打压，因此执行成效欠佳。其次，中产阶层以下家庭提出强烈抗议，私下教育培训因价格飙升已成为有钱人家的专属，属于中产阶层以下的教育资源被严重剥夺。可以认为，取缔校外培训机构不仅没有实现教育资源公平的初心，反而加剧了教育资源的抢夺。因此，中下层家庭强烈呼吁政府重新开放校外培训机构，甚至纷纷走上街头为争取受教育权利高声呐喊。最后，20世纪90年代末，取缔校外培训机构的禁令几乎已经名存实亡，高中学生几乎全部进入补习班进行课外辅导。2000年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增加至14013所，约为1980年的37倍，参加补习的学生人数为1388000人，约为1980年的12倍，可见校外培训经过数十年打压，热度不减反而大幅度增加。2000 年5月，韩国宪法法院最终以禁止补习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为由，重新允许进行校外教育培训；2007年韩国私人教育费用增长至20.4兆韩元，家长教育负担极大，可见30年的“双减”探索以失败告终，即政府凭借政策执行已很难改变教育极致高压这一现实。

基于无法扭转教育内卷，韩国“双减”政策三十余年改革憾以失败而终。但是凡事皆有利弊双面性，立足于积极角度，一方面，“平准化教育”政策创造出摇号上学、划片入学等解决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竞争，推进了教育资源的相对公平。另一方面，政策探索为韩国今日仍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例如2006年韩国教育部提出“放学后教育”实施计划，意在维护对学生的看护与管束，并加大教育服务力度；2009年韩国教科部启动为期3年的“无校外教育学校”资助项目等。立足于消极角度，补习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数量激增，将韩国教育推向极致高压，在内卷漩涡中心的学生深刻感受着“越努力，越无力”的现实。学生、家庭、学校均承受着更大负担，据韩国统计局分析，2020年韩国66.5%的中小学生参加校外补习班，参与学生月均课外补习支出为43.4万韩元（约2332元人民币），家庭月平均用于校外补习费用占据家庭月支出近4成。韩国社会意识到子女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并通过不生育来规避风险，进而引发出更严重的生育率极低这一社会问题。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发布的《2021年世界人口情况报告》显示，韩国总生育率（指该国家或地区妇女在育龄阶段，每位妇女的生育子女数量）为1.1，连续两年世界排名倒数第一。

三、韩国“双减”政策失败原因剖析

韩国“双减”政策没有缓解教育高压现状，可以认为是其政治体制框架下多原因综合作用导致的历史必然。韩国实行总统共和制，但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原因，政治建设与财阀企业之间关系密切，韩国排名前十的财阀企业贡献产值基本达到韩国整体GDP八成以上，因此无论是韩国的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无法轻视财阀庞大的势力。在韩国实行“双减”政策过程中，无论是“平准化教育”还是取缔校外补习机构均可视为对财阀利益的侵占，在此层面不难理解韩国“双减”政策注定失败。但本研究主要基于教育视角，力图从科举高考影响、配套政策缺位、双规制运营惨淡三方面深度剖析其失败原因。

（一）受古代科举与现代高考双重影响，考试竞争根深蒂固

基于历史维度，韩国受科举传统影响，倡导“立身扬名”的价值体系，十分重视教育与功名。科举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曾“出口”至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并且对其社会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受科举文化影响的国家或地区共同构建成东亚科举文化圈。其中，韩国科举成为除中国以外最为完备的科举制度，自高丽朝光宗九年（公元958年）创立科举制度伊始，于李朝高宗三十一年（公元1894 年）停摆，韩国科举制走过风风雨雨936年的历程。受到科举文化影响，韩国高度重视并倚重考试制度，拥有强烈的“考试情结”，甚至将考试结果作为获取教育机会的重要抑或唯一依据。因此，韩国社会民众的功名意识很严重，通过考试获取高水平教育资源几乎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追求考入名校也成为学生的共同目标，也间接成为教育高压持续不减的隐性影响因素。

基于现实维度，高考彰显出强大的指挥棒效应，以唯分数为主遮蔽教育促进全人培养的本质，进而成为教育内卷现象的直接影响因素。韩国教育高压无法缓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唯分数论调下高考的指挥棒效应，即使义务教育阶段升学压力减轻，但高考指挥棒仍体现出广泛性、显著性、强制性、变化性四个特点。其一，广泛性体现在高考覆盖范围广，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各国高等教育数据显示，韩国2019年高等学校毛入学率为（98%），远超美国（88%）、英国（66%）、日本（64%）与中国（58%），位于世界前列；其二，显著性体现在韩国高考深刻影响社会发展与民众内心，例如：为提升考试分数而服务的校外培训机构形成强大产业链，学生与家长心态因成绩浮动变化明显等；其三，强制性体现在高考变革直接影响多主体选择，如韩国制订《教育改革及改善教育条件的推进计划》，并转变了高考的考试体系，将重点考察国语、英语、数学、物理、社会、科学、职业深造以及第二外语等，学生、学校、家长、补习机构等主体立刻更换学习策略，专攻高考科目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其四，变化性体现在韩国高考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综上可知，在唯分数为主的高考指挥棒效应下，韩国学业竞争压力极大，分数的争夺必然需要时间的投入，因此以校外培训机构疯长为主要表现的教育内卷难以控制。

（二）改革治标不治本，配套政策建设不完善

韩国“双减”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治标不治本，改革政策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民心民智程度不匹配。一方面，教育内卷主要以校外补习机构数量众多为表象，韩国政府便大力打击并取缔补习机构，而忽略了民众对社会分流的焦虑这一更深层面的原因。在韩国社会中不同职业间地位与收入相差悬殊，没有学生愿意接受分流，因此无论政府如何打压校外补习，韩国民众依然视补习升学为最佳社会阶层上升渠道。另一方面，韩国政府为缓解中小学阶段的考试竞争压力而推行“平准化教育”，但在高考强大指挥棒效应引导下教育竞争绝不会消减。反而“平准化教育”倡导的均衡发展理念，与韩国21世纪初精英人才发展战略有所冲突，因此终究被“英才教育”所取代。

实际上，韩国教育培训机构已经发展为强大的产业，大量资本介入教培行业应成为韩国政府打击的重点，但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韩国政府无法通过资本撤销使得教育跳出经济属性藩篱，重新回归公益属性。与此同时，韩国“双减”的配套支撑政策相对较少，没有形成政策出台、落实、反馈、改进的可持续发展思路。因此当“双减”政策落实情况没有达到预期设想，甚至遭到社会多方主体的不理解与质疑时，便很难坚定地将缓解教育高压、维护教育公平理念推行下去。

（三）社会上升渠道不畅通，教育分流运营艰难

韩国政府意识到教育分流对缓解考试竞争压力的积极影响，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民众却带有规避意识。韩国从高中开始进行教育分流，根据韩国《学校教育法》规定，高中教育建立在初中教育基础上，为了适应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实施高等普通教育或专业教育。其中高等普通教育相当于“高中”，专业教育相当于“职业教育”，因此高中成为学生教育分流的重要转折点，直接影响其未来专业、工作乃至社会阶层。若教育分流可以得到民众的认可，则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各类考试的竞争压力，即学生分流在各自赛道中成长，并且实现分类特色发展。例如，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和德国教育双轨制度便作出了良好的示范，既为选拔精英人才服务，又能够实现社会分工分流。

但20世纪末韩国社会阶层意识显著，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受到不可避免的阻力，其核心问题在于教育分流后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差距过大。教育分流后进入普通教育的高中生主要学习文化专业课，并将通过高考有机会进入高水平大学，获得一份社会认可度、工资待遇、权力更高的工作，进而实现社会阶层的跃升；专业教育的高中生主要学习职业技能，文化学习依附于职业学习过程中，专业对口性强，但是进入大学的机会相对较小，其工资待遇等条件相对低于普通教育高中生。因此，教育分流后的学生未来获得的待遇与机会不对称，在韩国民众看来普通教育的回报率远远超过专业教育，因此仍要将学生送进补习班补习，希望通过中考选拔先进入普通教育高中。由此看来，当时的韩国社会没有实行教育分流的理念基础，社会阶层上升渠道仍以考入名校为主。学生目标一致性驱使考试竞争程度不会降低，韩国教育高压现状难以改变，而“双减”政策只能是扬汤止沸，并非釜底抽薪，失败便也成为历史必然。

四、韩国“双减”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规范各种形式校外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负担，我国开启一系列“双减”政策。2021 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同年8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通知，将每半个月对各省“双减”政策的落实进度通报一次；同年10月，全国人大表示“双减”将编制入法，以明确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同年11月，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的通知》，杜绝校外培训广告宣传；同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以切实指导各地开展鉴别工作，督促完善制度并建立专家队伍，可见我国“双减”政策实践效率高、执行力度强。回首韩国“双减”政策以失败收场的经历，可为我国“双减”政策实施提供启示，既分析我国开展“双减”政策的现实背景，也为我国进一步落实“双减”政策提供极具参考价值的发展策略。

（一）中国实行“双减”的现实背景与优势条件

我国实行“双减”政策具有四方面现实背景：其一，我国作为科举发源地，具有更加悠久的科举文化传统和功名意识；其二，我国考试竞争性极强，名校教育资源竞争激烈，高考素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说；其三，我国高考以分数为主要考察对象，学生学习压力大，在唯分数、唯智育论调下，“双减”前补习机构数量众多，已然形成教育内卷现状，急需缓解学生压力；其四，教育高压成为影响国家人口结构的因素。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0.852%，成为1978年以来的人口出生率最低点，急需减轻家庭教育负担，缓解青年人育子压力。综上可知，我国实行“双减”政策现实背景与近邻韩国有着相似之处，并且落实在当下。

我国具有诸多优势条件促成“双减”政策的落地实施。其一，我国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出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义务教育阶段的内卷现象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国家将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为民服务、为民解忧。其二，我国拥有强有力的政府，在推行“双减”政策过程中可谓大刀阔斧，自7月份“双减”政策首次出台，至今已实现从一到多，从理论到实践的积极转变。值得一提的是，在后疫情时代，社会经济发展问题重重，国家决心痛斩教培行业将会带来民众择业、企业发展等一系列隐患，但当教培行业威胁到民众根本利益时，国家仍然决心将其铲除，即宁可牺牲少部分人的短期利益，也要保障大多数民众长远发展利益，可从侧面印证我国政府的改革决心。其三，我国实行“双减”政策的时代机遇更加良好。首先，“双减”开始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之际，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迈上更高台阶。其次，2020年高等学校毛入学率达54.4%，正式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即进入大学学习并非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为减轻义务教育阶段考试竞争奠定了先决条件。最后，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治理、中国制度的强大优越性。综上可知，党中央永远站在人民的根本立场，在政府领导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定会减轻学生学业压力，将“双减”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二）中国进一步推行“双减”政策的发展策略

立足于学校教育各主体，分析进一步推进“双减”政策的发展策略，以期实现教育的良性发展。其一，学校要打破“唯分数论”“唯升学论”的育人导向，探索科学观念与管理机制，使家校达成协同育人、共同减负的思想认知。一方面，学校加强管理教学质量、课后作业、课外服务等方面，不盲目增加学生的学业负担，深度探索“教学—作业—评价”一体化的教学管理模式，逐步构建适应“双减”政策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学校要正确引导家长形成正确的育子观念和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并且通过定期家长会、不定期家访等方式充分掌握家庭教育情况。学生应在学校与家长的规范引导下，养成良性的学习习惯与学习方式，贯彻可持续的终身教育思想，不可采取急功近利的学习方式。学校、家长、学生要从思想观念上根本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等观点，使教育完成从应试向素质的转变，有效衔接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为培育终身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夯实基础。研究拟建立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质量保障框架，以全面提升教育内在质量为基本导向，破除功利教育色彩。以国家、学校、学生主体需求为输入理念，以培育出国家满意、社会认可的学生为输出理念，以“计划—实施—评估—改进”为教学质量提升螺旋，同时对教学资源与教学过程进行管理，具体教育质量保障框架如图1所示。

其二，教师探索“双减”政策下的教育新方法、新模式、新思路，以德智体美劳全方位为考评重点，实现学生综合素质发展。一方面，教师应主动吸收学习国家“双减”政策的核心要义，将教学理念与政策发展相结合。另一方面，教师应努力提高课堂质量，减轻学生课余学业压力，尽量使学生在课堂时间内吸收掌握知识。课堂教育质量是学校发展的“生命线”，也是提高学生学习能力与素质的最直接方式，因此教师要思考如何在有限时间内提升教学效率，打造“45分钟”精品课堂。与此同时，教师也应注重减轻过重作业负担，将作业的功能精准定位于诊断、提升、巩固，避免机械化重复工作，并且将理论学习与实践行动充分结合。国家“双减”政策出台并非打击学生学习积极性，而是对教育质量与效率都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其中教师水准对教育质量效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成为“双减”政策得以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

其三，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家长应职责到位，树立正确的育子观念，重视个性特色发展与教育分流，不盲目将孩子送往各种各样的校外补习机构之中。一方面，家长需要明确责任与义务，以正确的解决方式面对孩子成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耐心与之平等沟通，听取孩子的想法。在高中阶段教育分流时，能够正确看待“高中”与“职业教育”只是不同的道路选择，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道路都可拥有光明的前景与未来，而并非只有考入“高中”才能实现阶层的跃升。因此，不需要通过给孩子课后增压的方式强行提高分数，而是选择最适合孩子发展的道路，力求特色教育、个性化培养。另一方面，家庭与学校之间要建立起稳定的联系，学校既主动向家长了解情况，家长也要主动了解学校最新教育动态，以及时转变家庭教育中的不正确观念与行为，家校合力维护学生科学健康成长。值得注意的是，在执行“双减”政策过程中，家庭绝不是依附于学校的地位，而同样处于主导地位，坚决抵制学校“减负”，家庭“增负”情况的出现，家长需配合教育部对中小学生手机、睡眠、读物、作业、体制管理作出的五项规定，合理规划孩子在家庭中的时间安排。

其四，丰富学生课后发展特色，完善学校教育配套服务设施，彰显学校办学特色、人文关怀与深谋远虑。课后服务是课堂教育的补充，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行“双减”政策落到实处的重要环节之一。课后服务应以学校牵头，遵循培育兴趣、发扬特色、开拓视野、参与实践为目标，既为学生解决课内学习过程中的“疑难杂症”，也挖掘出不同学生的发展特色与兴趣点，具体的课后服务设置可根据教育阶段、学校特色做规定。由此可知，我国推行“双减”政策仍需学校、家长、社会同频共振，共同打造高质量的中小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合理优化资源配置，深度推进落实教育公平。于国家，培育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杰出人才；于家庭，培育自理能力强的孝顺子女；于学生，培育健康成长且带有终身发展观念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让“双减”政策成为推动教育改革的一剂良药，造福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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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本文

季玟希.韩国“双减”政策失败述评[J].比较教育学报,2022(01):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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